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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动物



黑帮老大或者电影导演,这两个角色所具有的权力感对懵懂少年来讲,也许就是一剂最美的春药。在我看来,摄影机对于薛鉴羌就像一把凶器,使他在社会边缘得以安身立命。而薛鉴羌作品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在他粗粝作品中所展现的那些和他一样依据丛林法则挣扎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生活,而暴力似乎就是给他们唯一的诗。

季丹在薛鉴羌的另一部影片《年轻时我也打老虎》里,不无羡慕地夸赞徐童“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个世界”,而“自由地进入这个世界”正是优秀纪录片导演最需要也最珍贵的品质。在我看来,记录片中的导演和他所记录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互为映射的关系,你是我的镜子,我是你的镜子,这样才能尽可能贴近人性地捕捉人物和事件的动态,而不是对一种概念或者符号的图像诠释。在薛鉴羌作品《三只小动物》里的小主人公们就像生活在灌丛暗处的土狼,个头不大、形态猥琐,但群体出没的生存哲学总能满足他们充满侥幸的生活需求。虽然薛鉴羌因缘际会地摆脱了小城的江湖生活,但他仍自由地穿行于他所身处的底层社会,贴身于底层青少年争勇斗狠的社会生活,并对这个丛林生态展开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描绘。

与杨弋枢作品《浩然是谁》里最终的一丝温情和无奈所不同的是,薛鉴羌这两部短片似乎更乐意用多年的跟拍素材去冷酷地印证一帮少年“必须选择”江湖不归路的黑色命运。

曾为摸到一张好牌而狂喜不已的“未来赌神”军军,几年以后退学在家无所事事,唯一称得上的职业就是给一个年长的街头混混当跟班,倒卖管制刀具和器材。当被问及理想是什么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是“有很多钱”,但在面对如何获取和支配财富这样的人生命题时却不出意料地一脸茫然。这种茫然也通过他在街头讨生活时的犹豫和怯懦加以体现,当年长的混混教训他该如何讹诈路人钱财时,军军却尴尬地说道“我脸皮没那么厚”。

不过军军的好朋友“黑色青春”凯龙却对成人社会的暗面充满了向往。凯龙在其十二三岁时,便与另两位年纪相仿的同伴骑着一辆不知从何而来的货运三轮混迹于铁路与矿山,实施讹诈和偷盗。影片非常近距离地展现了两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情节:凯龙和他的同伴在铁路上劫道一位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当讹诈钱财未果时三人齐齐动手,对拖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拳脚相向;另一次则是凯龙一行三个小孩从矿山附近的仓库中一次性偷出并成功销赃了近150公斤铁件,这样的成功让他们感到了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由得欢呼出一声“兄弟们,又成功了!”。这两个情节刻画出了他们对暴力手段残忍而熟练的运用,这与他们幼小年龄极不相符的关系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几年后,凯龙的家人出资给他开办了一个销售小商品的地下室商店,但这位小商人则更乐于在喧嚣的迪厅音乐背景下,与昔日的同伴模仿蛊惑仔电影中的人物舞刀弄棍、追打嬉闹,直至最后因偷盗而被警方追捕。在家人提供的避难处里,凯龙草草送走了他父亲及其情人,转头向导演吹嘘着几年来如何泡到十多位女友,没有任何迹象暗示着他的黑色命运会发生一丝的转变。

与另两只形态猥琐的“小动物”不同的是,矿工子女丰杰戴着一副眼镜,满脸堆笑,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家长对子女的苦口婆心却又管教无力,使得这位“春眠不觉”的蔫坏小子浑身弥漫着懒惰、软弱和盲从。清晨六点多,母亲便守候在大梦未醒的丰杰身边,监督他早读英语。丰杰一边操着诸如“屁的甘草片”这样不知何处而来口头禅的骂骂咧咧,一边嘟嘟囔囔、不知所谓地朗读背诵着课本,而文化水平有限的母亲则对这样的学习质量不知所以。影片中对这个人物描绘最深刻的是在开学前一晚,小主人公通宵达旦地赶写着假期作业。镜头不停从墙上的钟表切换到笔下歪歪扭扭的英文单词,最后再切换到天亮时分林丰对着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呆呆地发笑。

记录底层社会青少年生活题材并不是一个有新意的话题,但我觉得薛鉴羌作品中自觉的题材和手法,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角度和视觉魅力,与许多纪录片沾染的“猎奇感”拉开了距离。并且我很喜欢薛鉴羌作品中一贯的粗粝品质,无论在他作品《火星幺宗合症》或者是《三只小动物》中,这种“低级”的形式美学一方面满足了艺术家因陋就简的表达欲,并与所展现的内容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强烈暗示了导演的在场和融入,为观众的身临其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比如在记录凯龙参与的几次犯罪活动中,导演身处暗处远远的偷拍镜头和亲身参与其中时连续近距离的虚晃镜头,以及感光不足造成的数码大颗粒和画面掉帧、拖影,这些在一些观众眼中感到不适的视觉缺陷我却认为在画面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非常自然地地烘托出了一种紧张犯罪的气氛。与此同时的是,凯龙一行驾驶三轮车去仓库转悠踩点时搭配的蹩脚电子舞曲,盗窃并销赃成功后一路高唱的《游戏人间》,凯龙小店里喧嚣的“嗨乐”,共同传递出了在青春期无处发泄的荷尔蒙驱使下,对社会和人生的绝望气息。

艺术最大的作用和魅力在于引起思考和激发讨论,薛鉴羌及其作品以一种近乎赤膊的方式为身处温室的观众展现了中国底层社会中青少年的丛林生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人生绝境。在这个过程中令我感到钦佩的是,导演始终没有对影片中的人事进行道德层面上简单的评判,而是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在场关系。而这种在场关系使得作品没有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新闻猎奇,反而因其影片中极其真实自然的人事记录,为观众提供了深层次思考的可能。

文/斯文蛊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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